“今年我继续针对完善劳动合同法、融资租赁、个人信息保护等话题提出议案和建议。”除此之外，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律师协会名誉会长陈舒坦言，自己十分关注网约车发展。
陈舒从2003年起已连续担任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近百个议案和建议，八成以上建议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去年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其中采纳了陈舒等多位代表的建议。
在神州专车、首汽约车相继获得网络平台牌照后，3月2日，滴滴出行宣布，也已获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陈舒认为，以网约车经济为代表的大数据发展，将改变政府的治理方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她呼吁，政府应对共享经济给予更多发展空间。
早在2015年9月5日，国务院出台《大数据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提到大数据三个作用：一是推动经济转型的推动力；二是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最大的动力；三是改变政府的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的主要推动作用。”陈舒开门见山，“为什么我关注网约车？因为网约车是最先利用了大数据来体现了这三个方面的。”
陈舒认为，作为共享经济的网约车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通过大数据使得所有资源得到一个非常良好、全面、优势的匹配，使资源能够发挥它最大优化的作用，然后达到绿色和节约的目的。
“比如说原来要100万辆（车），现在可能通过共享降到80万辆甚至60万辆，就能够基本解决运力和出行需求。”她举例说到。
2016年12月，全国多地网约车新政落地。北京、上海的网约车细则要求“京人京车”、“沪人沪车”的规定。
陈舒认为，对户籍的限制不能达到真正共享经济的资源最优匹配和真正节约资源的作用，因为通过行政的限制，把良性的资源匹配切割断了。陈舒建议，大数据是新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应当给一些运用大数据的行业一个很好的空间发展。
从监管方式来看，网约车为社会监管介入提供可能性，最终将改变政府的监管方式。她认为，网约车应宽进严管，严管是事后监管，不能靠人管，要靠大数据、人工智能，通过各种社会资源的匹配。
“比如消费者的用户体验，这是一个数据；还有一个数据就是司机行为规不规范，他在驾驶当中有没有坏毛病，车辆主要零配件损坏到什么样的情况，保险公司在投保的时候保费怎么收取，通过这个大数据应当是一个正激励。如果用户体验好，驾驶员驾驶行为规范守法，车况又很好。保险公司可以降低保费，相反的，保险公司要升高保费，其实像这一类的社会化监管的非常重要的市场一只手。”陈舒认为，如果有了这样的条件，就完全可以个性化定制价格，真正通过市场行为来倒逼。“每一个乘客就是一个管理者。”
另一方面，陈舒指出，网约车是劳务，是个体感服务，所以势必要开发个性化产品，政府也要在这方面进行监管，这样才能够使得整个监管真正完全到位，通过市场的正激励机制达到消费者所要求的安全、可信任、有公信力，这样才能使得这个行业健康发展。
2016年7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将互联网专车纳入预约出租汽车管理，明确网约车的合法地位。2016年7月27日，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委联合颁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提出各地应因地施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随后几个月内，各地纷纷出台网约车地方实施细则。据交通运输部消息，截至2016年12月30日，全国共有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杭州、宁波、大连、成都、厦门、福州、广州、合肥、深圳、青岛等42个城市正式发布了网约车管理实施细则，另外还有140余个城市已向社会公开征求了意见。
网约车未来将走向何方？陈舒有自己的判断。
“网约车到底行不行，其实最终还要靠大数据。就是试行一年、两年，整个数据积累下来再看。”陈舒进一步解释称，按照法律、经济学的观点，政府的规定会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有什么引导。
“所以我觉得观察一段时间，最后做数据分析再客观决定这个事情今后应该怎么做。这是新生事物，政府从管理角度来说还有一个适应过程。”陈舒指出，政府有观望态度，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经济越发达思路越敏捷，法律出台效率越高。经济越相对落后的，法律也落后，这个很正常的，我们要理解政府的难处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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