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循环”发展空间 呼唤“红旗河”西部调水

今年以来,在全球疫情和贸易战的双重影响下,国家提出要“努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格局,强调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迎难而上,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无论从东西部均衡发展还是建立国内大循环主体格局来看,打开西北地区发展空间都是我国最为重要的战略选择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干旱缺水始终制约着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没有水就没有生态、就没有适宜的发展空间。因此,近期提出的“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是对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举措。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农业国变成了中等发达的工业国。据统计,1978年我国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的1.8%,而2017年占比接近15%。当然,在此长期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挑战。比如,现有的经济圈发展空间格局逐步固化、饱和化以及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凸显,以中美贸易战为标志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对我不利的变化。因此,“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将成为我国调整未来经济发展策略的重要抓手之一,也将为我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提供新的动力。

扩大“内循环”发展空间 呼唤“红旗河”西部调水

一、现有经济圈发展空间格局逐步固化及饱和化,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40年来,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存量经济圈内的环境承载力和资源配置再失衡等问题均成为了巨大挑战,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问题严重。

同时,未来“大城市病”的逐步爆发也迫切要求拓展西部增量空间。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50%,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发展阶段,必须提前谋划如何应对必然随之而来的“大城市病”,如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我国各大城市“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一方面要加大城市治理,另一方面更要加快发展空间增量的拓展——在西部地区建立新的生态城市链将人口导流。

中国是人口大国,然而,长期以来94%的人口集聚在“胡焕庸线”以东,占国土面积一半的西部地区仅生活了约6%的人口,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空间格局是挑战也是机遇,急需寻求突破、挖掘潜力。

二、转向高质量发展、产能过剩、政策调控作用减弱等大背景,要求加快西部基础建设投资和发展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以“快”为主。但长期以来的“粗放型”快速增长方式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能源的高消耗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了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在“好”字上做文章已成为当务之急。由此,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述。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拓展全新的发展空间的攻关期。

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我国经济系统逐步产生了产能过剩的问题,而创新发展的动能仍显不足。当前仍有相当数量资金、土地、劳动力资源,沉淀在产能严重过剩、高污染产业中,拖累了经济转型和效率提高。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这些要素资源逐步转移注入到新兴绿色产业,逐步把人口、技术、资源和资本向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是最为有效的举措之一。通过投资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扩大内需的关键。

在外部环境“稳中有变”的背景下,尤其是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使得国际经济环境收紧,经济稳增长更需要拉动内需。从逻辑上讲,“房住不炒”已经定调,即扩内需不能靠房地产,同时居民消费又是慢变量,需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作为支撑,远水不解近渴。于是,拉动内需还得靠基建。

从1998年到2018年这20年间,我国一直维持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投资对GDP的贡献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投资构成中,基建投资属于政府的有形之手,对促进经济高增长功不可没。2009年一季度,4万亿投资规划主要投向在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以及地震灾区恢复重建等内容。2008年的财政刺激,使得2010年的GDP增速跳升至10.6%,表明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效果,尤其是基建投资对GDP的拉动越来越显著。

在过剩产能的压力下,宏观政策,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效应都打了折扣,高质量发展需要扩展新的经济地理空间。阶段性的政策失灵是有前提的,主要是我们的经济体太依赖于东南沿海经济圈,大部分的经济贡献是在“存量经济系统”中运行的,宏观政策无法调控或引领局部区域的经济运行,导致政策失灵、政策失效的尴尬情况出现。因此,在不发展新经济空间(西部经济空间)的前提下,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会遇到更多的棘手问题。扩大分母,分阶段精准开发西部地区,拓展增量新经济发展空间,使宏观政策避免存量经济系统的相对制约,是不可忽视的中长期发展策略。

三、西部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动力源之一,“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是战略抓手

很长一段时间内,西部地区地处我国改革开放的末梢,且受地广人稀、水资源匮乏等条件限制,着眼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西部地区如何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尚没有清晰的路线图。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20年以来成绩卓著,尤其是在路网建设(公路/铁路)、大型基建(机场设施)、生态修复、产业链转移/产业要素重构、扶贫措施等领域都进行了大量的投入,短期的政策效果显而易见。那么,西部地区的长期发展靠什么?西部地区不能只是“短期救济”,而是要长期的发展繁荣;又是什么限制性条件制约了西部地区的长期发展?表面看西部地区不缺政策,缺的是外来的产业人口、缺产业链要素、缺资金技术、缺贸易流量、缺公共设施(教育医疗养老)等要素,但更关键的是西北部地区“缺水”。人口迁移、产业链再布局、经济带再平衡等一切战略的基础在于合理“引水”。

因此,“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是我国走出上述困境的绝佳方案,而且有更为深远和广泛的意义。

红旗河初步估算投资约为4万亿元。比较来看,2016年,中国铁路投资就超过8000亿元;2018年,全国GDP为90.0万亿元,红旗河工程总投资约占全国年GDP的4.4%。假如红旗河建设期为十年,则分摊到每年只有4000亿元,仅为全国年GDP的千分之4.4。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红旗河工程投资占国家GDP的比例还会进一步降低。因此,红旗河工程完全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能力之内,也完全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承受范围之内。

从短期投资效应来看,投资带动效应将突破2008年“4万亿”的经济效果,带动产业上下游投资约8万亿的经济总量。通过基建投资带动经济动能增长,是当下时局的需要。

从中期经济影响来看,中国需要区域协调发展。依托“红旗河”巨大的水网系统,可改善大西北的生态环境、促进土地农田再造,带动产业链要素转移并升级,未来30年可开发巨大的增量经济发展空间,使东中西三个区域内的人口、产业资源配置再平衡。

从长期战略价值来看,“红旗河”将创造新的“流域经济”,带来国运强盛、民族复兴。水是生命源泉。水到渠成,有水就有人,有人就有一切。在进一步开放的政策环境下,人因水而集居,可发展一个个宜居创新城市,在西北形成若干城市链,新增若干个类似于深圳这样的创新型城市。“红旗河”将成为西北地区的“母亲河”。

发展新的“红旗河流域经济带”是一带一路的有力支撑,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扩大投资内需的现实载体,是扩大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抑制贸易战的缓冲区。

集中精力,汇聚优势资源,专注于解决中国经济体内部的区域发展平衡、产业结构优化、要素资源优化配置等问题,是“红旗河”当下的历史使命。未来,也是解决投资需要、消费需求转化、经济流量增量的有力补充。

新时代呼唤“红旗河”西部调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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