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雏军等案重审 柳传志:企业家在意的是法治公平

(原标题:顾雏军张文中等案重审,柳传志:营商环境中企业家最最在意的一条,就是法治的公平)

顾雏军等案重审 柳传志:企业家在意的是法治公平

图片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摄影/邓攀)

政府和企业家之间,能不能乃至如何达成一种契约关系和契约认同?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徐昙

一个信号就足以引起企业家群体的震动,可见这个群体对政策信号的敏感度。另一方面,也可见营商环境尤其是法制环境与企业生死的关联度之高。

2018年开年,企业界的眼球事件都因企业家而起。这些事件,或许都涉及到了更深远的话题,政府和企业家之间,能不能乃至如何达成一种契约关系和契约认同?

日前,一批产权案件的重审在企业家群体引发很大的震动。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比较激动,他对《中国企业家》说:“为整个企业家阶层感到高兴。能够重审,也代表了营商环境中企业家最最在意的一条,就是法治的公平。”

柳传志还认为,重审不能光认为是司法部门的事,这是十九大在重要领域阳光的穿透。

产权是个敏感词汇,向来都牵扯着企业家的神经乃至命运。

柳传志认为,关于产权保护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做得最好的时期,不仅有文件,还有具体措施。

顾雏军在得知自己的案件即将重审时说了一句话“感谢这个形势”。而“形势”向来关乎企业家的安全感。

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消息:人民法院将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张文中一案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顾雏军一案将由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提审,李美兰一案则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一位政府部门的人士评论:改革开放40年,司法部门开年即派发“定心丸”,宣示了清晰立场。

要知道,中国案件重审的几率非常低,再审程序长期启动很难。2013年以来,全国所有的法院刑事再审案件的总数只有2785件,再审率只有0.29%。而2018年之始就启动了一批,足见其信号意义。

虽然重审未必等同于翻案,但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认为,至少彰显了国家保护产权,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和“平等原则”、畅通权利救济渠道的意图。

有人把经济案件重审归因于2018年1月2日最高法发出的《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要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事实上,顾雏军等案件重审是一列文件出台的结果。法学家最早追溯到了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意见》指出“要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

及至到了2017年9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这是建国60多年来,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意见再次提出“加快建立依法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长效机制”。

对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一个核心是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这一点无疑是激起2017年9月份企业家沸腾、热议的焦点。

顾雏军、张文中、李美兰这三个案子都涉及到产权问题,都在当年引起过企业界震动,尤其以顾雏军的案子轰动一时。2004年郎咸平与顾雏军展开轰轰烈烈的“郎顾之争”,郎咸平指责顾雏军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2005年9月顾雏军被捕,2008年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12年有期徒刑。2012年顾雏军重获自由后一直奔走喊冤。其出狱后头戴白色高帽,上书“草民无罪”的情景已经非常无助。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早年受访时谈过中国产权改革的难题:一些国有企业是一些企业家通过自己的智慧、能力做起来的,但是它的产权改革过程中跟政府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政商博弈出现了破局,所以一些企业家被抓起来了。在2004年的时候像郎咸平等一些学者看到了整个产权改革过程中一些灰色景象,所以他就质疑德隆、海尔、TCL、科龙这些企业产权的结构问题。其实郎咸平可以质疑全中国所有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因为它都存在这个问题。

樊崇义认为,产权保护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国一直在推进产权保护,但在转型时期,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实践操作过程中对政策的曲解等众多原因,产权保护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由此导致一些企业家和企业如履薄冰,以至于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投资力度不够甚至出现了企业家转移资产的现象。

历史上,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尤其是与民营企业家之间没能达成契约关系,是企业家缺乏安全感的原因之一。而在顾雏军等案重审中,可以明确看到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

1月3日,《中国企业家》记者就营商环境、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等话题,采访了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以下为其受访内容节选。

附:柳传志采访节选

记者:对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毛振华投资亚布力遭受不公平对待一事你怎么看?

柳传志:事情肯定有它一定的复杂性。我记得2000年前后,我参加过亚布力的一个活动,当时大家都在排队滑雪,来了几个人特别横,也不排队,要插队,我们不让对方插队。对方就说,你们等着。等到了下午,真就来人查当时住的那个小宾馆来了,说卫生条件不好,不能吃饭什么的。

毛振华的事,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首先还是当地政府没跟企业家沟通好。毛振华是想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把事闹大的人,渠道上我觉得是不通畅。第二我觉得基层的一些官员意识上还有问题,可能这真的需要一段时间来解决。我看到当地政府也很快做出了回应,这也是个好的信号。

记者:能否谈谈改革进程这么多年你感受到的营商环境的一些变化?

柳传志:改革开放,中国要走打破计划经济的道路,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曾经一度发生过旧的政策和实际做法的碰撞。具体典型的例子比如,在联想创办之初,物价局认为我们汉卡定价过高,要罚我们一百万,因为他们认为定价依据就是原材料成本基础上增加20%,完全不考虑其中人的智慧积累的部分。当时一个小公司刚成立怎么能承受啊,所以拼了命争取最后定的还是罚款四十万。1988年公司来了一批年轻人,他们就给我出主意说,应该开个记者会,把这个事应该对外应该讲。我说还要好好办企业呢,听你们的办法咱们就死了,然后没有按他们说的去做。这种事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屡有发生,发生的笑话都挺多。

后来中国要加入WTO的那一段时期,这种混乱的情况好了很多。大概就是在加入WTO后,特别是像人民币,双轨制跟外汇兑换的时候,对海关走私的打击等等,这些都是对正当企业的保护,我觉得那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和整个企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期。

到了2010年前后的时候,那个时间我感觉人和人的关系变得很“干燥”,贪腐的现象也很严重。

十八大以后,我觉得就有一个好的开头吧,就是八项规定很严格,打击贪腐,但是能不能做到?

就在十九大召开前一年,我觉得我自个的心慢慢就踏实了。央视播出的纪录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给我印象很深。第一,党要自我革新,永远在路上。第二,就是关于经济发展中明确讲了,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中国要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2017年9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意见》那就更明确的说明了企业家的地位。

到开十九大的时候,我觉得开宗明义讲初心跟使命其实挺重要,因为这个初心讲,要为全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就很重要了。

记者:你对张文中、顾雏军等案件重审怎么看?

柳传志:在中央电视台发布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头就挺激动。因为这俩案子在当时影响非常大。顾雏军那个案子整个社会都知道,张文中案社会上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对企业界的影响大。这次能够重审,就是国家司法进步体现出来的公平公正,这是企业家们非常认可的。

有篇报道里说得特别的好,“纠正一件错案,胜过一沓文件”,真的就是这样。重审不能光认为是司法部门的事,这真的是十九大在最重要的领域阳光的穿透。

记者:现在企业家感觉最不安全的是什么,是宏观调控、法律环境、经济环境、舆论环境还是其他?

柳传志:首先是法治环境,这里边困难太多,法治环境是我们最关心的因素。宏观调控也是一个,宏观调控就是以前政府的调控,我们充分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的手是有必要的,但是应该有一定的规律,不能连一碗面多少钱都管。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应该让企业界明白,制定明确的规则。

对于经济形势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很大,加上中国企业家们的聪明智慧和能力,今后中国更好的发展是完全无须担心的。

记者:联想在地方投资遇到的波折,说明地方的发展其实也是需要契约精神的?

柳传志:有些地方政府的契约精神确实比较淡薄。比如政府换届的时候,一些政策也跟着发生了变化,这是企业最头疼的事,我们也吃过这样的亏。如果我们在某些地方连续碰到这样的问题,那我以后就不去了。为什么有的省份大家愿意往那儿投资,那就是政府的官员契约精神强,他把诚信他们也放在第一位。

记者:你总是提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是什么样的?

柳传志:先说企业家精神。中国企业家跟外国企业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就是不断在挑战高目标,不断的要求上进。这个劲头美国人都比不了,中国人的这个奔的劲头特强,这真的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特点,我觉得这点是企业家精神里边特别值得提的。

第二点就是关于由于中国历史的苦难吧,使得我们这一辈的人家国情结还是很重的。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原来我特别爱看足球,自己原来也踢足球,后来中国队老输,从此我连足球都不看,其实闹了半天我不是爱看足球,而是爱看中国赢。凡是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看中国人扬眉吐气就高兴,所以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家还是有一种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情怀的。

记者:为企业家提供好的法制环境是否就是对企业家精神最好的激励?

柳传志:对,保护良币就是最好的激励,但是别把劣币一起保护了。绝不能姑息了劣币打击了良币。就是在保护企业家私有财产,保护他们积极性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到打击不法的奸商,特别是像危害食品安全、药品质量安全等违法行为,就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此外,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的也应从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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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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