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最近几十年，创新活力迸发的硅谷成为了美国经济的动力之一。在资本雄厚的风头资助下，这里孵化出来许多给工作生活带来便利的技术创新，孕育出了FAAG等众多市值排行前列的科技公司。10倍的目标规模，指数式增长速度，成为“独角兽”已经成为绝大部分初创企业主动和被动制定的目标。但在这种目标下，员工正在承受越来越多的压力。本文作者James Stanier就关注了发展的代价这个问题，质疑赢家通吃的竞争格局是难以为继的，认为长此以往员工将会用脚来投票，并提出对成功应该有新的定义方式。原文标题为：Silicon Valley’s Grow-or-Die Culture Is Costing Us。相比之下，我们的情况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问题，值得整个创投界深思。
看到下面这条Slack消息你是什么感觉？这条消息来自Revolut的CEO。Revolut是一家快速成长的英国初创企业，这条消息讲的是KPI的事情，里面列举了哪些团队已经落后于KPI，没有达到KPI的后果是什么。其中一行宣称，“如果你的团队没有达到KPI，很有可能奖金会变成0，即便你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连线》提供的截图，出自一篇讨论Revolut文化与做法的文章。
这条消息里面有好几点让我感到不安：
威胁的语气
对周末加班的预期
公开声称会有一个监视清单，公开威胁被列进去的人
一条“简单的规则”，那就是没有达到KPI的员工会被炒鱿鱼，毫无商量余地
Slack表情符号：“推进”，“把（恶心的）事情做完”，坦克，格斗之王的logo——这些都在暗示这是一场战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赢得战争
不过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热爱初创企业，我喜欢那种接管世界赢得一切的无畏信念。但是创业文化正在（或者已经）出现一些问题。
我不相信我们是怀着恶意的企图走到这一步的。不过，我们都受到了那些被业界大肆宣传的知名企业的做法以及著名的成功之影响，而那些知名的成功就是所谓的“独角兽”，那些10倍增长的反叛者：拼命向前冲，充满颠覆性，在一场成为市场统治性力量的竞争当中榨干人才，弄死竞争对手。
我们读书、看播客，关注Twitter上面有影响力的商业人士，慢慢地，我们把极端看成是常态，因为那些声音总在我们周围回荡。不发展毋宁死的文化造就了技术产业，也严重污染了这里的风气。
难道就没有折衷方案来吗？
不惜一切代价谋发展
软件即服务模式对增长很痴迷。公司估值通常是由收入和复合年增长率驱动的。风投资本家会逼迫创始人及其董事会交出数倍于自身当初投资的成果。
2倍是不够的。5倍只是中规中矩。10倍已经成为老生常谈。这些你肯定耳朵都听出茧来了：“10倍思维”和“10倍工程师。”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我跟旁边的人一样热爱10倍增长——但是无休止地注重增长会滋生错误的行为。
发展不应该胜过好的企业实践。
发展不应该以员工为代价。
发展不应该对社会和这个星球产生负面影响。
Revolut对自己欺骗别人免费为自己拉客源的做法似乎还很得意
VC的众多投资组合公司里面，只有少数需要退出得很好才能让他们可以成功地壮大自己的投资基金。而剩下的可以失败，尽管这有点丢脸，但这并不是世界末日，因为他们的银行家依旧可以平衡账面。
就像球队有一位教练督促球员变得更好一样，有一位充满挑战性的VC督促公司是极有帮助的。但球员仍应该在比赛规则范围内取得好成绩。VC说“要么壮大10倍要么去死”，CTO说“开发出难以置信的技术”，CEO说“招聘、成长，支持出色的人才”——当VC的看法只是利益攸关者不同选择之一时，对立观点的对抗性冲突可以创造出梦幻公司来。
但是，奇怪的是，银行家的世界观“要么快速发展壮大，要么去死！”正在变成创业文化事实上的标准——这条标准已经优先于过去创始人一度要做出令人惊艳的东西的梦想，优先于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或者为充满热情地工作的员工的生活提供支撑了。
不惜一切代价去野蛮增长会导致糟糕行为，这些行为反过来会导致糟糕的文化。关心数字压倒了以人为本，导致大家选择危险的鼠目寸光和策略，而不是通情达理的从长计议。这会导致大家去作弊。道德伦理也因此受累。
不妨看看Revolut这条泄漏出来的家庭作业：
来自《连线》的截屏。“200或以上新增注册是你能进入下一轮面试的强烈信号。”
在高压力、增长驱动的环境下，这种面试任务被看成是筛选积极性高的候选人的聪明之举，而且也有助于为众包完成具有挑战性的公司KPI做贡献。我不怀疑这有任何恶意的企图。但是，这种任务其实是让别人免费给你打工，在一些国家是不合法的行为。
当高压成为一大帮人的常态时，这会模糊良好判断。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看到这种情况，最后那些公司都出了大问题。
为谁辛苦为谁忙
这种局面该怪谁？我想我们都有责任。
不发展毋宁死的文化，奔忙的文化——不管你怎么去形容它——这种文化正在从办公室渗透到整整一代员工的日常生活。我们现在已经陷入到这样一种局面，许多年轻的创始人做生意只有一条路可走：要么不惜一切代价发展，直到实现退出，要么就自我毁灭。同样的逻辑有时候也适用于他们的生活。
Erin Griffith给《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出色的文章，里面描述了所谓的“绩效工作狂”——对奔忙生活方式的颂扬正在进入主流，成为大家的抱负和荣耀的徽章，让臭味相投的人聚到了一起，把激烈竞争变成了自己的目的。在那篇文章中，有这么一条推特：
WeWork居然在休闲场合也不忘替入驻公司倡导这种忙死的文化
我们可以看看黄瓜片上雕刻的字，看看那有多愚蠢。我们会不禁想起Dunelm给沙发卖绣有“Get Shit Done”而不是“Live，Life，Love”字样的靠垫而窃笑。或者，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怎么连联合办公初创企业——我们又不是为它打工的，所以它不应该决定我们的文化——怎么连这种企业也在向缺乏经验，不知道这样的结局不会好的人推销干到死和工作狂。
另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是Anne Helen Petersen给BuzzFeed News写的，里面描写了千禧一代，在长时间工作，偿还巨额债务，以及无力为自己的第一个家存下钱的情况下，如何感受到精疲力竭的全面压力，以至于简单的差事就能让他们不堪重负。
《纽约时报》一篇最近的文章也聚焦了一个相关趋势。30多岁的人在财务上已经相对稳定——这些人通常住在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没有显著的负债，还有自己的房产——但是他们得为婴儿潮时代出生的父母尽孝。哪怕他们从事的是高薪的处在上升期的工作也是如此。
初创企业靠日夜奔忙来赢得快速发展，这是难以为继的，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白热化竞争对于年轻一代如此的不可避免，以至于容忍这一点的唯一办法就只有去赞美它，这对你来说是个惊讶吗？那些真正有机会实现财务逃逸速度的人会不会开始变通一下确保这件事情发生呢？
Revolut和类似的地方不是另类。
是时候重新定义成功了
我相信我们都需要反思一下对成功的定义。继续围绕着制造曲棍球棒增长曲线为主要目标而建设公司是不健康的。我们的专栏不要再充斥着对独角兽和收入倍增的讨论了。相反，我们得专门留出时间和板块给那些着眼长远的公司。
我们需要关注和宣传不同类型的成功组织：
那些为用户和世界创造出有意义的创新技术的公司
那些选择不在大城市开店，转而去被忽视的地方设点的公司
那些允许灵活上班远程工作，让自己的员工可以照顾到生活，身心健康不会受到影响的公司
那些赋予员工真正的机会去学习、成长，并且愿意长久呆下去的公司
那些通过慈善等手段为社区带来真正影响的公司
考虑到这些，技术公司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我们有多少是获得认证的B型企业（B Corp，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的企业）呢？有多少为慈善捐助了有实际意义的金额？我们真的把员工放在第一位，把用户放在第二位，把投资者放在第三位吗？——还是说方向正好相反？
我们的行业创造力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但我们有没有用这笔钱去维持我们公司、我们的人、我们的社会以及我们这个星球的健康呢？我们是不是真的认为自己的公司会活过100年？对于我们应该如何确定工作的优先事项，我们有没有做出道德选择？
对此我们都有发言权。领袖可以率先做出榜样。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工作环境的文化，那就可以用脚来投票——即便这意味着拿到的钱会变少。
原文链接：https://medium.com/s/story/growth-but-at-what-cost-e2fb0961bfd2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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