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摆摊成了现象级话题。各级政府纷纷响应高层的点赞，城管都打电话请小贩回来摆地摊儿了。
可后来的剧情发展却上演大反转，地摊经济的热度急降，短短半月竟似经历了冰与火的转变。相信很多人仍难参透其中原委。
那么，地摊经济究竟有何优劣？现阶段的中国究竟需不需要地摊经济？而我们又为什么称之为“反秩序经济”呢？
一、城市烟火重燃
疫情之下，地摊经济何以迅速走火？简而言之原因有四：保就业、刺消费、扩内需、抚民心。
首先来看保就业。疫情对线下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社会就业问题成为政策重点导向。在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业”一词被提及39次，保就业保民生被列在中央“六保”新任务之首，可见政策层对保就业问题的重视程度。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今年的城镇调查失业率目标是稳在6%左右，而该指标的4月值恰好就是6%，没有留退路。而地摊恰可快速解决就业问题。
然后是急需刺激的消费。2020年1-4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10.68万亿元，同比下降 16.2%，累计同比降幅较1-3月收窄2.8个百分点。虽然降幅有所收窄，但总体恢复速度缓慢，消费急需政策层刺激。
实际上，对消费的刺激政策已出台了很多，比如前段时间济南、南京等地政府开始对民众发放消费券，鼓励民众消费；上海联合线上电商巨头和线下百家商场推出了“55购物节”，一端为民众带来优惠，一边带动上海本地品牌打开销量。对地摊的政策鼓励，也有借其刺激消费的政策用意。
第三个因素是在外需不振的情况下，内需急需扩大。虽然疫情在国内还偶有反复，但国内生产只需渐已恢复政策，但国外疫情尚未完全控制，美国担心新增感染人数突破了4万大关，且未见刹车势头。外部需求因此大量萎缩，不确定性增强，中国但出口贸易陷入停滞，急需扩大内需。
第四，地摊经济带来的烟火气唤起了全国人民对城市生活的最初记忆，成为一种抚慰民心的“心灵政策”。
在此四背景下，之前默默无名的地摊被“扶正”，一举成为城市烟火气的代言人、上下寄望之良药。
二、地摊经济有作用吗？
目前来看，地摊经济在保就业上有很强的托底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人社部对“城镇调查失业率”对定义，摆地摊可以算作就业形式的一种。根据领导对地摊经济的点赞口风，“西部有个城市，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可以认为，摆地摊这种便捷的方式对社会待业人员确实是一个快速就业的渠道。
上面的西部城市其实就是成都。截至5月28日，成都市设置临时占道摊点、摊区2230个，允许临时越门经营点位17147个，允许流动商贩经营点20130个，增加就业人数10万人以上，中心城区餐饮店铺复工率超过98%。
从成都案例可以看出，地摊经济对城市就业和餐饮行业复苏的带动作用明显。据西部证券测算，保守预计我国209个主要城市（一线-四线城市）有望开放50万个摊位，新增就业120万人。
这一举措也给摊贩们带来更多尊严和获得感。正如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中引用的一名成都摊贩感慨：“我没什么其他技能，又租不起门面，就摆摊卖水果。之前一直‘打游击’，收入不稳定，压力好大，现在心里踏实多了。”
人民开心，政策满意，地摊经济就这么越来越招人待见。
但就在地摊经济刚刚走火风靡全国之时，三家官媒开始率先发声为地摊经济降温，却又是为何？这是因为综合来看，地摊对全行业的消费刺激作用并不明显，而且还带来更加棘手的难题，市场已经对其产生过度期待。对此，历史上曾有两次先例可以借鉴。
地摊经济是第一次走火吗？不是，历史上有两次政策放宽地摊经济的先例。分别为2007年3月出台的《就业促进法》，以及2017年9月国务院《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据东北证券对上述两次政策利好的研究，从宏观指标来看，失业人数有所减少，但对社会零售总额提振并不明显。
因地摊经济受益的都是低价小商品，如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商贸零售等。据西部证券数据，这些行业和计占总商品零售额不过8.61%，对经济大盘撬动作用有限。而一旦过度放任地摊经济野蛮生长，其还会带来更多新的问题，如城市卫生、食品安全、交通占道等，为全盘经济复苏增加负累。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站在经济整体视角出发，以及消费板块的综合表现来看，在市场走势较弱的时期，政策放开地摊管制对消费表现的抬升作用比较有限。过度寄望地摊经济来动整体经济实现复苏，是不切实际的。
但这还不是地摊经济被叫停的最核心原因。
三、根源在“反秩序性”
地摊经济降温的根源在于，其本质上是一种“反秩序经济”，这要从人类社会的规则秩序说起。
为了保证整体效率，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需要遵从一个规则秩序。事实上，规则秩序也是在人类发展进化过程中自然演变，并逐渐完善的非物质性产物。
规则秩序的建立会限制人类生产生活的部分自由，以换取综合性的效率提升，最终目的是追求最大化的民生福祉。因此，在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过程中，规则秩序只能不断完善进化，不能出现倒退废止。
社会秩序主要靠两个层面的力量来予以维护，一是道德，二是法律。道德是上限，教给人们要努力做什么事，而法律则是下限，告诉人们不能触碰什么。
电影《烈日灼心》中有句台词很好，“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它有你想象不到的好，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恶，没有对错，这就是人。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它不像宗教要求你眼高手低，就踏踏实实的告诉你，至少应该是什么样儿。”
作为社会秩序中最重要的经济秩序，则由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共同调节。最终目的，是让生产要素得到尽可能高效而全面的配置，以实现尽可能繁荣的社会生产。
“看的见的手”作为法律化身会具体化为经济秩序中的监管保障力量，如证监会、食品安全局、税务局、城市规划部门等；“看不见的手”最终会将大多数市场主体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自生运转的生产链条。
地摊经济之所以忽然降温，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一种“反规则秩序”生产活动，它对最大化的社会民生福祉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是一种算小帐开心，算大帐皱眉的无奈。
毋庸置疑，地摊经济的益处是很多的。例如，底层人民的生活有了保障，疫情冲击后的社会安定得到巩固，疫情后萧条的生产氛围得到缓解，人民忐忑的心情也在这人间烟火气息中得到抚慰，地摊也为未来的企业家提供了用武练武之地等。
但是，一旦地摊经济过热，获得这些益处的代价更大，“两只手”的效用会受到巨大影响。
首先，来看“看得见的手”受到的影响。地摊经济有一定的原始经济形态，一旦放开就会出现诸多方面的监管难题，如食品安全难以监管，沿街占道、居民区聚集、生产垃圾随地丢弃等，不仅影响居民生活出行，还造成不可忽视的生活和城市管理成本。同时，税务部门也难以征税，各项监管的落实均困难重重，看得见的手疲于应付。
然后是“看不见的手”受到的影响。地摊经济由于生产场所的成本自由性，首先冲击的是沿街小商铺的生意，让疫情后本就艰难的线下餐饮零售生意雪上加霜。沿街商铺的房租和售价也会进一步受到影响，价格一旦出现大幅波动，进而就会波及住宅市场的价格，整个房地产市场有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而房地产市场一旦松动，紧接着受冲击的就是为房地产提供资金支持的银行系统。而如果银行成为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那后果如何，无需再言。
综合来看，地摊经济的繁荣是建立在成本转嫁之上的，是一种”繁荣递减转移“，综合经济效率不增反降。
疫情天灾是“两只手”都不能预料的黑天鹅事件，它极大扰乱了人类生产生活秩序，也让秩序中的潜在问题暴露出来。我们应该做的是修改它、完善它，而不是跳过它、干扰它。因为，让生产生活遵循规则秩序，依然是追求整体经济效率的最优解。
地摊经济的最好出路是有序、适度、因城施策。各地政府应综合考虑地方经济特点和城市发展规划，合理安排地摊经济的集中摆放点和营业时间段，做好登记、安全追溯等责任落实管理，同时保障商贩、居民和整体经济秩序。
例如笔者所在的上海，有些露天商场和步行街在自家商业区内，利用闲置空间开辟了专门区域，为社会提供摆摊场地。有意向者可与商场联系，提供个人资料，缴纳一定租金即可在人流密集、灯火通明的商业区摆设自己的摊位。目前在南京东路的第一百货，和静安区大融城等地都有类似实践。
其实，秩序外的经济也是被倒逼出来的。民众之所以出来摆摊，还是因为疫情后复工复产受阻，社会上的房租、税收减免政策仍不到位，谁不想租个商铺好好做生意呢，苦在成本不可负担。正是因为这套已有秩序的反应不够及时，没能让末端的民众享受到足够多的补贴，才倒逼出秩序外的地摊经济。
四、结语
完善的秩序是争取全民最大民生福祉的最优解，也是唯一解。
有事做，有期待，日子才能幸福。
作者：王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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