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分娩的疼痛被当做女人应得的惩罚

1847年，苏格兰外科医生辛普森开始利用氯仿做实验，目的是减轻分娩时的疼痛。到了1852年，维多利亚女王使用这种方法减轻了她口中“最恐怖的事情”的疼痛程度。在皇室接受了这种疼痛管理之后，老百姓也迫不及待地开始学了起来。几千年来，这种分娩时的疼痛一直被解释为女性应得的一种惩罚。如果分娩不再疼痛了，那么和这种疼痛相联系的道德价值观会有什么变化呢？

很显然，这是一个反问句，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方法能够理解分娩所带有的道德争议。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种观点：“只要实施硬膜外麻醉就可以了 ”。这种说法强调了现代分娩是怎样被视为一种正确或错误的事。现在即使是进步的女性主义者在谈论起分娩的时候，也会给人一种把分娩看作是道德上指控的感觉。在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我被这些女性主义者蛊惑了梦想着分娩，还幻想着能够在分娩的时候展示我自己的力量。

曾经在我看来如果用一个词描绘分娩对于怀孕女性的意义的话就是：激励。

但是在生了两个孩子之后，我想收回这个词。我无法做到这一点。分娩一点也不激励人，它是一种十分恐怖，令人害怕的东西。当然我不是说它永远都不会变得让人愉悦、欣喜、快乐。宗教教义曾经把分娩看作是惩罚，支持自然分娩的人认为分娩是有激励作用的。

我的两次分娩每一次都以剖腹产结束，而且之后都有母乳喂养问题。在我们那个年代，剖腹产会受到比实施硬膜外麻醉更多的教条约束，使得生孩子的过程异常艰难。我的剖腹产手术让我的自信心不断降低，但是却照亮了我的人生。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听、说一些比较奇特且有能激励别人的分娩故事。分娩是一件怪事，而且不含有一点道德成分。我伴随着孩子们一起长大，并且跟他们讲述他们出生时的故事。

1639年，安妮·哈钦森第十六次怀孕了，她有习惯性流产的问题。所以她这一胎大概就是现代人所说的葡萄胎妊娠。哈钦森在一年前因为言论不当而被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即现在的波士顿教会驱逐。她的追随者越来越多，甚至威胁到了教会高层的权利，后来就出现了被称为“唯信仰论”的辩战。马萨楚西茨新总督约翰·温思罗普批评她，甚至将她流放。

当他听说她流产了后，他记录下了曾经为哈钦森检查过身体的医生说的话：“我看到了好几个肿块，但是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奇怪，也没有成型，也不太像游鱼。肿块大约有二十六七个，非常明显，没有混合到一起，其中六个大概和他的拳头差不多大小，还有一个相当于两个拳头大小。里面全都是圆形的物体，也包括那些小肿块，就和印度豆子差不多大。”

温斯罗普多年以来一直在关注着哈钦森的子宫。在1644年，他为“唯信仰论”的辩战写了一份详细的叙述，其中就详细地谈到了哈钦森和她的支持者玛丽·戴尔的流产。他声称，这些女性身体中的产物其实是上帝降下来的惩罚。他表示：“很明显，这是上帝施的法术，防止这两个麻烦的女人在孩子还没有分化出头脑以前分娩，也就是编年史里不常见的那种怪胎。”

温斯罗普的叙述只不过是历史上和当代当权男性试图通过丑化和恶魔化女性身体的例子之一而已。他把这种痛苦的经历甚至是由生命危险的经历描述成是对女性的一种惩罚。

虽然温思罗普有令人厌恶的厌女癖，但是他的这种论述还是值得考虑一下的。温思罗普显然被这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吓坏了。哈钦森的子宫里出现了一些人类不太可能会有的东西。虽然温思罗普非常努力地想要把这些肿块编到故事中去，但他也承认这些女性子宫的恐怖程度已经超出了他的叙事范围：“我认为编年史中也没有记录过这样的怪胎。”

女性的子宫要畸形到哪种程度才能让我认同他的看法呢？

温斯罗普观察到女性作家数个世纪以来认真思考过的分娩的不道德的本质。我认为很多历史上的女性（有虚构的，也有真实存在的）都告诉了我们很多有关分娩的故事。作家玛丽·雪莱的母亲曾写信给她丈夫说她有可能会在生孩子的时候死去，还有哈丽特·雅各布斯希望她生下来的孩子能够处于一个没有奴隶的时代，凯特·萧邦拒绝在她的小说《觉醒》中描绘分娩的画面。这些象征更是透漏了长期交织在一起分娩的社会生物史中，“激励”是一个多么浅薄的概念。

理论学家德拉·波拉克曾经写到过女性是如何描述他们分娩的经验的：“强忍着羞耻和沉默，丢掉传统的叙事规范。”你可以在历史中看到道德规范的转变。你可以在故事中看到人们把分娩称为“夏娃的诅咒”。但是在两次消极而又痛苦的生产过后，我越发清楚了一件事，被生育激励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叙事规范，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反抗这种形式规范。

在我第一次分娩的时候，虽然羊水已经完全漏出来了，但是我的身体还没有到达生育的最佳状态，我用了很多自然（月见草油，性激素和蓖麻油）的和不自然的方法（催产素）想让孩子生下来。没有宫缩，也没有波动。我和他都卡住了，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最后我做了剖腹产手术，大出血，我的丈夫离开了手术室，我与死神最终擦肩而过。

第二次分娩，因为我很好奇如何自然生产（也不想再做一次手术），所以就尝试了VBAC（剖宫产术后阴道分娩）。在大约宫缩6个小时，生产了3个小时后，我发了39度的高烧，终于忍不住朝着我的助产士哀叫：“我要剖腹产！”。

这位苗条的助产士和女产科医生带来了一位宽肩膀的男性医生，拿着一种看起来像是中世纪刑具的吸杯。他把这个橡胶杯推进了我的阴道，然后拧转手腕，吸住了宝宝的头部。我的子宫一直都在收缩，这个男医生一直在平稳而又使劲地拉着。我不停地呻吟着，耳边一直有高分贝的声音在给我加油，鼓劲。突然，砰的一声，那个小杯子飞出了我的阴道，血溅了男医生一脸。整个房间里的人似乎都在喘息，我和我的丈夫叫了出来。后来我们都认为婴儿的头可能被拔掉了。这种想法虽然非常荒谬，但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认为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在手术时我再度患上了并发症，我的子宫和膀胱粘连在一起了，所以我的膀胱有一点撕裂。我在手术后的整整十天都是带着导尿管的，腿上一边挂着尿袋，一边照顾我的宝宝。

真的，没人能说服我为了这个宝宝受这么多苦是应该的。

我的分娩手术让我产生了一种非常扭曲的观点，我认为女性为了孩子应该无私奉献是错误的。我的邻居同样每天也在为挑剔的饮食或教育理念而焦虑。我想对他们说：“谁在乎这些呢！我们都受伤了，差点被另外一个人撕裂，这才是吓人的地方。”

不用手指触摸，我也能感觉到自己肚子上的伤疤。我的思想和身体都在这次暴力的撕裂过后重塑了。在通过正常的方式生下了孩子过后，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法国女权主义者，经历了亢奋和自我粉碎。让激励见鬼去吧！孩子是小型的死亡机器，他们会撕碎你的身体，他们会吃掉你，他们是动物，而我们也是撕开自己母亲肚子后出来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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