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麦肯锡又出了一份重磅宏观经济报告。
从标题开始就是满满的信息量——《快进中国：新冠疫情如何加快五大经济趋势》。不是暂停，不是逆转，居然是快进？
文|调皮电商 木芯
直到认真看完报告，才搞清这个“快进”的深意。麦肯锡不愧是麦肯锡，他们并没有停留在对宏观经济的表象分析上，如果以GDP增速看，新冠疫情的阴影下，显然全球没有哪个经济体能谈得上快进。
随着疫情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一再调低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2月还是乐观的+3.3%，4月直接调到-3%，在这个全球90%的国家地区都将进入GDP负增长的悲观预期中，中国好歹还被认为有望实现1.2%的正增长。虽然是矮子堆里拔高个，但这绝对称不上是快进。
那麦肯锡说的“快进”到底是什么呢？
原来，他们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持续跟进和研究中发现：
疫情让五个原本就存在的趋势出现了加速，通过揭示这些影响宏观经济深层次的“快进”，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也更加清晰。
经济领域的数字化，其实约等于电商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2月份，电子商务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为21.5%。麦肯锡的报告显示，今天这一比例已经快速上升至接近25%。这进一步拉大了中国数字经济（电商）与其他国家的差距。
之所以电商占比能在短短几个月间提升这么快，与过去被认为很难电商化的板块也开始触电有关。
最典型的例子是线上问诊和线上卖房的爆发。618期间，京东和苏宁都正式上线房产板块，直播卖房开始成为可能。报告显示，这两个板块都是在一两个月间经历了几十倍的爆发式增长。
除了BC2零售的电商化加速，B2B的电商化也不容小觑。
居家办公需求火了钉钉、企业微信，虚拟拜访客户的需求火了销售易、纷享销客等销售管理软件。而且可以想见，在5G的推动下，这些远程数字化办公和互动工具会进一步加快普及。
这里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背景信息。尽管遭遇新冠疫情,但中国电信企业2020年的5G发展目标保持不变。在大盘总体放缓的情况下，为什么5G目标保持不变？就是因为数字化的加速弥补了放缓的部分。
麦肯锡的跟踪研究表明，过去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更多已转向国内——消费市场的快速扩张、供应链的本地化程度加深以及对创新的高度重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因此，中国在人力、资本和技术方面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相对依存度有所降低。这里面也隐含着机会，即国内市场、技术和资本的重要性提升。
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从过去以贸易和投资为主，变成以消费为主。有统计数据为证：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百分比从2007年的8.7%降至2018年的0.8%；而消费对中国GDP增长贡献率已高达60%-70%。
与此同时,世界对中国的依存度却在过去10年稳步上升。
虽然美国商会2019年对在华跨国企业高管进行的调查显示,近40%受访企业考虑将生产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地区，如东南亚的新兴市场。2/3的受访企业称，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关税问题是他们考虑的主要原因。
但麦肯锡的报告认为，一方面中国政府最近宣布了许多鼓励外资继续在华投资的政策举措，另一方面，很少有国家/地区拥有像中国这样成熟且高度规模化的制造业生态系统，要找到替代者并不是这么容易。因此，中国可能仍是全球重要的增长引擎。
麦肯锡报告也指出，目前中国唯一的“软肋”是科技价值链的某些环节仍需依赖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的知识产权进口额是出口额的约6 倍。所以，中国政府出台了各种政策来降低对海外的技术依赖，在一些情况下，催生了不同的科技生态系统。
第三个“加速”与我们的感受更贴近，即企业的两极分化和竞争加剧。
麦肯锡的跟踪研究发现，中国企业一直有明显的头部效应。这种头部效应有多严重呢？头部10%的企业获得了大约90%的总经济利润。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一比例约为70%。
而且，中国头部企业占据绝对领先优势，其资本回报率达14.6%，是市场平均水平(6.8%)的两倍。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头部以下，腰部缺失，大量尾部企业生存困难。
麦肯锡的报告显示，从第40个百分位开始，中国企业创造的经济利润价值开始下降。这意味着，除了前30%的企业能实现盈利，有高达70%的企业表现不佳甚至大幅亏损。
但是，不要以为做到头部就高枕无忧。中国的头部企业始终战战兢兢，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人挤下去。
麦肯锡的报告显示，在排名前20%的中国企业中，只有36%的企业能够持续领先10年，而北美这一比例为53%。这也是媒体圈流行“下半场体”的原因，没有谁的地位稳固无虞，随时有对手杀入拖你进入下半场。
而疫情的爆发，让中国企业的两极分化更加明显。
只有敏捷性和数字化方面表现突出的头部企业才能及时抓住商机，夺取市场份额。比如，疫情高峰期，加盟外包模式的物流公司全面停滞，自营模式的京东和顺丰却获得了翻倍增长的订单。全国多数工厂被迫停工时，富士康反应迅速，调整生产线转产口罩，几乎没有因疫情停产造成损失。
这与疫情期间北京大学对中小企业进行的调查结果也相吻合。那个调查显示，约20%的中小企业现金流撑不过一个月，60%的中小企业撑不过一个季度。
第四个“加速”来自理性消费，年轻一代的冲动消费、提前消费被叫停。
过去麦肯锡在市场调研中曾经发现过一个特别敢花钱的人群，他们20-30岁，生活在中国的二线及以下城市，工作稳定轻松，空闲时间多，麦肯锡称之为“年轻购物达人”。这些人在2018年经济遇冷大家普遍缩减开支时，逆势大胆消费，贡献了2018年消费支出增长的60%。
但麦肯锡的跟踪调研发现，即使是这群从不担心收入的人（因为父母有能力承担他们的开支，包括支持他们买房），也在这次疫情中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下面这张流传甚广的图或许道出了一部分原因。疫情前，一些年轻人可以依赖父母，想买就买，还能趾高气昂地教别人做人。谁成想疫情让老爸的工厂倒闭，娇生惯养的公子哥也不得不一夜长大。
调查显示,在 2019年底至今年3月期间，以年轻消费者为主的消费贷款减少了22%。超过60%的年轻消费者有意制定消费计划，减少冲动消费。出生于1995年至1999年的消费者尤其如此，其中有3/4表达了这种意愿。
还有一个有趣的观察角度来自消费投诉。
广东省一季度消费投诉量同比上升近四成，达9.8万件，表明消费者对低劣产品和服务的容忍度下降。麦肯锡认为，疫情让中国消费者变得更谨慎、更理性，倾向于花更少的钱购买更高品质的产品。这时候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经过思量。
对比03年非典疫情，麦肯锡发现03年政府和国企是经济复苏的主要推动者；这次新冠疫情，虽然国企依然扮演关键角色，但私营企业、尤其是顶尖科技企业，也为抗疫和复工复产贡献了巨大力量。
典型的例子是各地“健康码”，科技企业为帮助防控疫情首创健康码追踪体系，帮助市民自我报告和追踪感染情况，迅速在全国推广应用，为一线防疫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互联网科技，没有“健康码”，我们要如何在有序复工的同时科学的精准防控？
另外，中国社会组织数量在2009年至2019年间增长了一倍，基金会和其他慈善组织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疫情期间，这些组织在整合捐款和物资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麦肯锡的报告指出，私营部门不仅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还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政策层面的讨论表明，新冠疫情有可能加速推进备受关注的土地、金融和劳动力市场结构化改革，为私营部门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空间。
这五个“加速”，穿过GDP数字的表象，为我们揭示了中国经济从国际战略，到体制改革，乃至行业发展、企业竞争、消费心理等多层次的发展动能。
毕竟，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悲观的1.2%的GDP增长预期，还是中国经济学人相对乐观的3.7%，一个最终的数字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方向，也无法告诉我们机会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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