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奇葩”到“特别人类”,《奇葩大会》变了吗?

从“奇葩”到“特别人类”,《奇葩大会》变了吗?

最新一期《奇葩大会》,清华化学工程专业博士,毕啸天,跟大家分享了他的一众小实验、小发明:风雨型防雾霾可穿戴设备、手机带振电动牙刷、人力自行车自动洗袜机等等,还用严谨的实验得出了香蕉+枣的科学吃法,秋衣外穿比内穿更保暖——一些正常人不知道,哪怕知道了也不会去践行的结论。想到第一季《奇葩说》,同样一个清华博士生,却遭遇了高晓松“国之重器”的怒怼。

从《奇葩说》和《奇葩大会》第一季看过来的观众知道,这个节目包容,不同行业不同背景不同属性的人群声音我们都能看到听到,是特异者可以得到理解和宽慰的空间。这个节目理性,总是能切中当下生活的道德困顿,鞭辟入里地接近矛盾本质,这个节目温暖,在很多脑洞题中切近哲学,又在最终落地时给人以希望。

奇葩说上的辩题、奇葩大会上选手的分享,经常成为第二天大家热烈讨论的话题。李银河关于婚姻制度终将消亡的那段演讲,第二天就刷爆了朋友圈。但新一季奇葩大会开播后,关于节目的评价,很多奇葩说粉丝觉得,它变了。

特别人类,在“别处”寻找生活

要说变化,与第一季《奇葩大会》相比,第二季在赛制上最明显的差异是投票权由导师转变成观众,选手到节目来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生活,再由现场观众投票,票数超过60 的选手可以参加最后的特别人类峰会。那么,什么是“特别人类”呢?

有人根据第一期节目,对《奇葩大会》第二季的选手进行分类:抵抗无聊的有趣人类,活出闪光的平凡人类和已知特别人类。其实这三个分类可以达成找到更高一层级的概括——他们都在“别处”寻找生活。

第一期节目里,北大考古学博士刘拓,讲述了他在伊拉克被误判抓进监狱的故事,监狱环境很艰苦,40 多个人一间,每天都有人热死,但尽管在这样的条件下,狱中人还是给予了他这个闯入者最大的帮助和善意,人性中的光明在这个故事中很耀眼,尽管刘拓的球鞋像刚从考古现场回来。

还有一位选手,吴悠,号称中国街球鳌拜,让人惊讶之处在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我就是要赢”。在今天以“佛系”、“虚无主义”盛行的青年文化中,尤其是在《奇葩说》受众内部,“玩世不恭”才是安全,“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正确”,很容易招撕。

但吴悠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要”但不焦虑,把自己完美封存在一个闭合的价值体系之中,并且通过这个体系自循环,获得有效的价值感。

上一期节目,马东让蔡康永用三个词形容“特别人类”,得到一个很精彩的归纳:“不自觉、不在乎、不甘心。”所谓“不自觉”,也就是不能觉知自己,一种忘我的状态,所谓的“痴”;所谓“不在乎”,并不是什么都不在乎,而是知道对自己而言什么是重要的、值得在乎的,大多数人所在乎的人和事,也就云淡风轻了;所谓“不甘心”,来上节目的选手都有一种与世界相处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形成自己与世界的密语,且在这一方领地上,不容有失,比如吴悠的街球,如晶的辩论,还有范湉湉的hi-pa。

其实,无论是《奇葩大会》第二季,还是第一季,也包括最早的奇葩说,那些在这收获掌声的选手,都符合这三个特点。其实《奇葩大会》想要传达的价值观并没有变化,变的是节目框架,也就是赛制,而赛制的改动会影响到节目中发生的事件。

换句话说,搭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们进来后,会发生什么。而观众接收的,首先是发生了什么,受到震撼后,才去思考背后的价值。

马东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对综艺节目而言,欢愉度就是最大的审美。但可能这次,在让观众欢愉这件事上,《奇葩大会》需要思考的维度更多。

奇葩的观点就有趣,特别的生活却无聊?

除上述提到的以外,对“特别人类”还有一个整体感觉——他们都活得很有劲儿。第一期第一位选手“戏精牡丹”,以模仿中国大妈走红网络,惊讶于他对生活细节的捕捉,妈妈们的拍照姿势、家庭聚会常用语等等;第五期,有一位开了22 年出租车的北京的哥,业余时间自己录歌,业内时间听自己录的歌,顺便开车。他们都试图在丰富生活的层次。

刘拓提到他在伊拉克监狱中的一个细节,在最无助最恐惧的时候,他在狱友给的纸板上写汉字,在监狱里唱昆曲,在节目现场打动了很多人。电影《驴得水》中,张一曼在山村教书,不管条件再恶劣,她都一定要穿旗袍、烫头发,每天去采最新鲜的花儿。

王安忆也曾提到,她到女子监狱采风,发现女犯人都私下藏着些小镜子、小皮筋,她把这看作是“丧失生活实感的自我呈现”。也许这种努力,只有在作为基层的“生存”受到威胁时,才显得迷人,一旦将这些置于普通人的生活中,当它们不再易碎、脆弱时,观者似乎很难被吸引。发现并欣赏琐碎中的闪光,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今天的人们慢慢达成一种认识,看综艺的实质,其实就是消费,而消费就一定伴随着快感的获得。回想前几季奇葩说,几乎每一期我们都看得酣畅淋漓,选手们新奇的观点要么说出我们不敢说的,要么刷新三观和知识,部分小有名气的选手被怼,那种尴尬也会为观众带来生理上的快感。

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的戏剧理论,悲剧的“Katharsis”功能,这个古希腊语词汇译作“净化”,也译作“排泄”。大概意思是说,在看戏的过程中,观众通过主人公的情感体验宣泄庸常生活中无可投递的情绪,使灵魂得到净化。

很多电影爱好者会发现,艺术电影往往不走商业电影的原型剧情结构,也正因如此,导致很多人看不下去,因为观影永远不是被编剧牵着鼻子走的被动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发掘细节和情感的过程。也许真的需要一颗“特别人类”的心,才能让人在他人平实琐碎的生活中,抓住一刻光明吧。

从“奇葩”到“特别人类”,《奇葩大会》变了吗?

我们很愿意听到这句话在歌词里唱,但却不愿意看一眼别人田野里都开出了什么样的花。说到底,是我们对他人的生活没那么在意。我们点开节目,从来不是来看别人是怎么把日子过好的,他人的“丑”和苦难才是我们快乐的来源。其实每个人都一样,看着跟自己差不多的人在舞台上光芒万丈,看着成功的人继续讲述成功,这事可能没那么享受。

所以也许,不是因为《奇葩说》变了,而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因为这个节目发生过多大改变,哪怕每期都看,哪怕那么喜欢。

抛开历史包袱,“奇葩”IP 的扩展?

第二季奇葩大会在节目一开始就声明:本季奇葩大会不再为奇葩说选人,而是寻找特别人类,共同抵抗无聊。但有观众却觉得,反而是节目无聊了。

新玩法意味着选手们不是准备来打辩论的,当奇葩大会不再有海选的性质,节目关注的重点也不再是选手的观点是否足够新奇、足够犀利了,而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是否有特别之处。从表达观点到分享生活,也就相对削弱了节目的冲突性,观点有上下,生活无高低嘛。

但是,冲突性小,是不是就意味着奇葩大会试图传递的价值发生了变化呢?关于这个问题,“奇葩”与“特别人类”的差异,也许能提供一些解释。

肖骁第一季《奇葩说》海选的时候,说他想不明白怎么会有节目起这么个名儿,就算有人拿了冠军吧,还得被叫“奇葩”。但正是这群“奇葩”们,凑在一起,观众不断被新的观点冲击着,他们总能说出我们羞于或害怕说出来的话,所以在观看节目时,就会产生一种“快乐”。在四季节目的建构之下,“奇葩”在观众心里其实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形象,要敢怒敢言、要语不惊人死不休。

第一季《奇葩大会》里,有一位选手印象很深——冉高明,他在两年前就参加了第一季《奇葩说》,当时马东让他两年之后再来,从此,上《奇葩说》就成为他心中的一个执念。

在听完他的辩题后,马东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肖骁,甚至看到了一丝马薇薇,恰恰是看不到冉高明自己的那个东西在哪。”或许他认为在奇葩说上出现过的表现形式他身上都有,但这可能恰好是他的问题所在。

也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节目组要提出“特别人类”这个新概念,可能正是为了避开观众对于“奇葩”的刻板印象——都得能言善辩,也是为了避开为上节目、搏出镜而可能出现的复制。当“奇葩”成为一个刻板印象,那这档节目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话不惊人,不代表活得不鲜明,这也许是提出“特别人类”这一概念的原因之一。

某种程度上来说,《奇葩说》的“奇葩”,其实是边际效益递减的一种驱动,当下一二线城市的一些青年群体,对诸多先锋话题早已脱敏,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包容度也大大增强,继续按先前的玩法,估计又会有个别弹幕出来:这也算奇葩?所以,节目组必须获取新的资源,进一步扩展“奇葩”这个IP。

《奇葩说》的拥趸,与喜欢看《奇葩大会》的不一定是同一群体,但无疑都延续着马东这位60 后试图与90 后世界交流的风格,只不过形式已经有了一定分野。前者注重辩论的对抗性,后者更倾向于讨论人如何自处。“奇葩”这个IP 已经走出了一条特立独行的综艺之路,《奇葩大会》是时候摆脱其刻板印象,抛开“历史包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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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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