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商用三年,运营商陷入“效益背反”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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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极体 2022-05-16

原标题:5G商用三年,运营商陷入“效益背反”陷阱

在诸多行业大新闻中,三大运营商宣布降低5G投资,似乎没有引起多大的水花,或被认为是向5G建设下一周期过渡的合理措施。从2019年6月6日正式商用以来,5G网络建设就被认为在中国引领新一代通信、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常说“水大鱼大”,既然5G投资一度带动了产业链的整体发展,那么伴随着投资高潮进入尾声,势必也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要弄清楚5G投资下降的“果”,先要搞清楚背后的“因”。一般来说,投资增速下降主要有四个原因:

1. 行业投资受到限制。尤其是政策监管的影响,限制继续投入,比如游戏版号停发就曾令电子游戏产业投资进入停滞。而5G发展一直受到国家政策的鼓励和支持,工信部前不久公布的目标显示,2022年计划新建的5G基站在60万座以上,与2021年的65万座基站数量基本一致,所以,不存在限制运营商投资5G的情况。

2. 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如果社会和企业的经济情况紧张,那么投资规模下降也属常理,但从三大运营商2021年度的财报来看,全部实现了收入利润双增长,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1.3%,中国移动营业同比增长10.4%,逆势增长显然不是降低投资的主要原因。

3. 融资渠道受到限制。5G网络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如果融资渠道不够通畅,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规模也会相应减少。2020年12月31日,纽交所宣布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进行退市处理,到2022年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部落地A股。美股和A股能够吸纳的资金规模确实有差异,以美国第一大移动运营商Verizon市值(约2023亿美元)来看,目前A股上的万亿(人民币)市值公司仅有6家,融资规模的改变可能是5G投资调整的原因之一。

4. 投资回本信心不足。投资意愿与收入增长的预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运营商对于回本没有信心,自然也会减少投资。事实上,从2019年获得5G牌照以来,三大运营商一直面临着5G建设支出的巨大压力,尽管C端和B端业务都有所增长,但还没有进入收支平衡的正循环,参照4G始终未能从终端用户身上收回投资成本,担心后续的5G收入不理想,可能是三大运营商纷纷下调5G投资、建网高潮进入尾声的关键。

那么,5G投资真的会重蹈4G的覆辙吗?对于运营商来说,5G投资是否真的过度了呢?

5G投资的“效益背反”陷阱

仅就投资增速来判断5G投资是否过度,可能会将庞大的5G产业想得过于简单。总的来说,三大运营商面临的普遍境况,更接近于“效益背反”。

所谓效益背反(Trade off),指的是各个经营要素都很重要,但要素之间无法兼容、相互排斥的一种现象,在物流领域很普遍,其他行业也由此情况。当某一要素优化时,会导致另一个或几个要素受损的情况,反之也一样。比如物流成本下降是经营所需,但又很可能造成消费者体验变差。具体到5G业务上,如果建网规模和成本缩减,就会以网络覆盖率、网络质量的损失为代价,从而导致用户失去升级动力,又延缓了成本回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5G建网初期大多运营商选择了NSA网络的渐进式方案,后来发现只有更高成本的SA网络才能保障5G体验。

效益背反所代表的此涨彼消、此盈彼亏的现象,正是当前5G发展的现实困境,需要运营商在投入与回收之间取得艰难的平衡。而理想的折衷方案,往往是很难一蹴而就的。

运营商在5G业务上的“效益背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提高5G网络服务水平,支出成本就会上升,它们之间存在着效益悖反。

一方面,5G的建网成本本身就高于4G,因此要达到同样的网络服务水平,5G的投入会大大增加。有数据曾统计过,中国移动在2014年到2019年间开通了309万个4G基站,累计投资约4249亿,而从2019年至2021年,中国移动开通了73万个5G基站,开支已经达到2405亿,不难推算出5G单个建站成本大约是4G的2.4倍。而另一个海外咨询公司对欧洲5G建设的分析中,认为从2020年到2025年,与网络相关的资本支出将不得不增加60%,总拥有成本(TCO)大约翻了一番。两组数据差异不大,可以相互印证5G的高资本开支。

而另一方面,5G要保持良好的网络服务,运维成本也十分高昂。众所周知,5G基站耗电量很大,2019年5G基站陆续开通入网后,“基站每载频耗电量”开始呈现逐年攀升趋势,中国电信发布的《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的单载频耗电量刚好是2018年没有5G基站时的2倍。这使得三大运营商网络运行和节能减排压力增大。有的城市出于能耗顾虑,选择在晚上关闭5G基站,这又会导致该区域的某些时段,升级为5G套餐的消费者无法享有5G服务,网络体验打了折扣,又会进一步削弱升级意愿。

2. 5G降本增收各项活动的效益悖反。

对于运营商来说,5G业务的降本增收直接关乎业绩表现和后续发展,不过各项活动依然存在效益背反的情况。

比如,提高ARPU值(每用户平均收入)有利于增加收入,但消费者感受到的价值有限,又会降低新入网用户增速,导致后续收入提升受限。

从三大运营商公布的数据来看,5G商用三年时间,套餐用户的比例增长很快,基本达到了50%左右,并且ARPU值都有所增长,业务表现良好。不过,月亮背面总有阴影,那就是增量天花板的突破越来越难,前两年的用户增量大多伴随着5G手机等设备的升级拉动、绑定套餐赠送设备等活动。而受到5G芯片短缺、5G手机订单消减等因素影响,可以预见的是,5G换机需求也接近饱和,而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设备的5G版本往往价格高企,更换频率低。这意味着,5G设备带来的网络用户增长已经基本触达天花板。

与此同时,5G目前依然没有出现杀手级应用,VR、AR等应用星星点点地出现,但无法带动大规模升级。5G超大规模上行能力,确实能给直播电商、数字内容、媒体机构等带来很大的体验价值,但这类用户毕竟只占一小部分,更大比例的价格敏感类消费者,面对高昂的5G资费可能依然会选择用4G来满足日常需求。2021年7月工信部为首的10部门下发的《5G应用“扬帆”行动计划(2021-2023年)》中,就着重提到,要求个人消费领域的5G网络接入流量到2023年占比超过50%,以平衡运营商在5G网络的巨额投入。

那么,降低5G资费能够提升网络利用率吗?事实上,随着5G用户增速开始减慢,运营商也已经开始了内卷式竞争,套餐资费和ARPU值也有所下降。艾媒咨询《2022年H1中国移动通信消费市场研究报告》中,中国电信的5G用户ARPU值从2020年的65.6元,下降到了2021年的53.3元。这固然会增加5G的吸引力,但也限制了运营商的收入,拉低了业绩表现,延长了5G回本盈利的周期。

面对个人消费者市场的现实情况,三大运营商也纷纷“开源节流”,希望开拓政企数字化市场。在数转智改的浪潮中,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潜力的5G商业用例,也有着非常巨大的价值空间。

不过, 从业务占比来看,目前我国5G流量仅有20%左右是由ToB市场贡献的,规模比较小,这意味着C端市场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5G收入的基本盘。

从服务能力来看,政企数字化服务商需要云、网络、多样性计算、AI、IOT、运维等多重能力,运营商尚未建立起核心竞争优势,目前还是以“管道”服务为主。

“樱桃好吃树难栽”,想要靠B端政企市场来支撑运营商的业绩高增长,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如果只在收入上左右为难还罢了,中国运营商还承担着双碳战略、基础设施升级等社会责任,这又进一步导致了“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局面,投入还是不投入,成了一个问题。

一方面,国家对5G这一网络基础设施的重视度不断上升,要求运营商既要适度超前,加强覆盖,包括偏远地区的网络建设;又要提速降费,让5G连接尽快实现普惠。

另一方面,“双碳战略”持续推进,5G网络既要扩大规模,增加的基站、机房必然带来能耗上升;又要注重节能减排,降低碳排放。

不难发现,5G业务的各个降本增收要素,多少都存在“效益悖反”现象,不能片面强调某一要素的增减,需要综合考虑,以实现5G的最佳效益。如果你觉得“5G收回成本”这道题已经很难了,那么更令人大无语的是,中国运营商已经没有作业可以抄了。

摸着中国过河,海外5G的“他山之石”

从1G到4G时代,中国通信产业都属于跟随和追赶的角色,能够摸着先进国家的经验过河,而随着5G建设成为领先者,下一步究竟如何发展,只能全靠自己摸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海外的5G建设经验就没有意义了。

事实上,尽管国内的5G建设速度开始放缓,但海外运营商正在摸着中国过河,5G建设不断加速。而它们在新形势下的思考和动作,或许能够给中国5G产业带来一些启发。

从海外的5G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趋势。

趋势一:5G投入回报比低是全球普遍现象,需要做好准备,但也不用过度担忧及看空。

麦肯锡调查了全球大型电信公司的46名首席技术官,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表示,5G的资本支出与销售的比率将会上升。以欧洲为例,它曾经主导了2G和3G的推出,但是在5G上起步缓慢、十分犹疑,也给了中国5G超车的机会。而它们顾虑的原因正在于预见了5G的投入回报周期长,而欧洲从2008年以来经济增速一直低于美国和中国,加上市场分散、难以快速通过规模效应来收回投资,所以才选择了后发入场。而及时跟进布局5G的美国,也同样面临5G回本的难题,美国第一大移动运营商Verizon日前公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虽然ARPU和用户数不断增长,但5G网络建设成本高、营销支出庞大,导致Verizon收到5G回报需要长达5-10年的时间。

但这并不意味着5G不值得投资,事实上,随着疫情有所好转、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加速数字化及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宏观战略,欧洲、中东、非洲、美洲等多个地区的近200家运营商的5G规模建设正刚刚启动、加速推进。

5G确实需要大量的前期承诺和超前投资,这是不可避免的行业规律。麦肯锡也提示到,大多数运营商将谨慎行事,但对于那些看不到5G战略重要性和经济意义的国家的运营商来说,落后的风险更大。

趋势二:网络共享、中立主机等模式成为降低成本的普遍选择。

为了控制成本,海外运营商也探索了一些常见模式,比如网络共享,尤其是在一些铺设成本高的农村地区,网络共享能够显著降低建设成本并提高部效率,2020年欧洲最大的电信集团沃达丰成立的一家新公司TowerCo投入运营,接管了沃达丰在10个不同国家和市场的6.17万个铁塔资源,或将成为欧洲最大的铁塔公司,推动5G基础设施共享,多个运营商能够在同一位置部署设备。同时,对于一些人流量密集的场所来说,网络共享能够确保服务容量和覆盖范围,让5G网络的用户体验更佳。根据麦肯锡的测算,网络共享(包括频谱)能够为运营商节省30%至35%的成本。麦肯锡高级合伙人Venkat Atluri认为,共建共享能够“提供1 + 1 = 10的价值”。

那么具体到中国5G网络建设,基础设施是由中国铁塔公司负责的,默认支持站址资源共享,已经减少了基础设施重复投资的问题。不过在核心网、接入网等上要共建共享,就涉及到资源分配、优先级等问题,让情况变得复杂。比如2019年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共建共享5G接入网,而核心网也是由各自独立建设的,不进行共享。2021年1月,中国广电和中国移动启动了700MHz 5G网络的共建共享,也是由中国移动将5G网络有偿共享给广电,而非共建。从这个角度讲,一套行而有效、最优效率的网络共建共享模式,中国运营商还需要继续摸索。

趋势三:网络质量才是收入可持续之道,5G的持续投入或将不可避免。

如果说,5G网络还需要继续投入,运营商可能会哇地哭出来,但现实或许就是如此残酷。

以韩国为例,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韩国的5G应用曾是全球领先的,2019年4月,韩国率先宣布5G正式商用,当时韩国科学和信息技术部长尤永敏自豪地表示:“政府和私营公司携手努力,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 5G 商用服务,证明了我们是信息和通信领域的顶级强国。”然而时间快进到2020年,大量消费者不满韩国5G质量低劣、覆盖范围不足和收费高昂等问题,从5G切换回到4G服务。造成这种局面的,是韩国运营商大踏步地5G营销策略与拉胯的5G网络之间的不匹配。通过补贴5G手机等手段,韩国三大运营商的SK Telecom、 Korea Telecom与LG U+的5G用户数量快速增长,但尝鲜体验却并不理想,SK Telecom用户的5G网络在线率只能达到15.4%,LG U+的5G下载速率最高只能达到237.2Mbps ,可以说是5G了个寂寞,而韩国运营商的夸大营销也引发了消费者的逆反心理。

改善用户体验必须更快更好的5G网络,因此韩国科学技术与信息通信部(MSIT)也在2020年约谈了三大运营商,要求加大5G网络投资以改善网络质量。

在谈到投资回收比的时候,许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控制成本、缩小投资,但殊不知5G的核心价值就在于网络质量,这意味着如果投资达不到一定的规模,5G不可能达到十倍于4G的冲浪体验,前期投入也打了水漂,还会损失早期5G用户的信任,简直比不投资还糟糕。

不仅个人消费者市场需要继续投资,对网络品质要求更高的5G专网更需要高投入的网络。所以,行百里者半九十,对于中国运营商来说,当前还远远不到停止5G投资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三大运营商基本都还在继续投资5G,并启动了5G网络进一步发展的5.5G、5G-advance等规划,持续优化网络。这或许会让收回5G投资的周期继续延长,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唯有许用户以真诚的承诺,才能从长远的岁月中不断收获。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海外的5G发展也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不过,在5G领域中国不再“抄作业”,必须也只能走上一条自我淬炼的探索之路。

覆水难收不必收:中国5G何去何从

从全球形势来看,我们当然不会认为5G超前投资是不必要的,也不认为中国运营商面临的“效益背反”是不可解决的问题。在新技术、新产业、新趋势面前,既不过度鼓吹,也不过度悲观,避免对公众情绪的“极端”引导,是一种更为理性的态度。回归到5G网络,既然“效益背反”的本质是各个要素的难以兼容,那么一个相对平衡的发展策略,就需要结合多个维度来探寻。

从政策上看,中国5G建设需要支撑国计民生、沉淀为数据基础设施,超前投资、普惠连接有其客观意义,而巨额投资也助推高质量5G网络的领先,为乡村振兴、城乡一体化、数字经济等奠定了基础,正如4G网络带来了移动互联网的空前繁荣,5G也将为政企数字化、产业转型升级、高新技术落地等作为支撑。从这个角度“算总账”来权衡,中国运营商必须履行社会责任,只要坚持下去,5G的投资回报比总是会越来越好的。

在降本方面,海外运营商从一开始就押注共建共享,或许能够解决网络质量提升和建设成本提升之间的“效益背反”问题。如何协调各方利益、形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网络共建共享的价值链,不仅能够解决运营商缓解投资压力的困境,也能够让5G用户的用网体验达到一致,未来伴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5G公共基础设施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从而拉动5G消费,运营商将迎来新一波高速增长。

在增收方面,正如麦肯锡在5G报告中所说的,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可能拥有先发优势,并将自己定位为创新者。中国运营商想要最大化5G价值,在开拓政企市场作为收入增长点时,必须不断扩展自身的能力边界和技术边界,充分创新,才能孵化出新业务的核心优势。比如借助智能自动化网络,根据场景和业务变化对5G基站进行精准、实时的控制,能够有效地降低能耗,对于产业客户来说意义很大。

未来十年,是全球5G产业高速发展的黄金期,必须承认的是,没有运营商能够在短期内快速找到一个破解“效益背反”问题的完美解决方案。而中国运营商已经率先探索一条独一无二的5G发展之路。

小说《三体》中,人类社会面对未知的威胁,经过一段时间的混乱与迷茫之后,最后达成了智慧的共识: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这句话也很适合形容中国运营商的5G探索,在诸多投资回报要素之中,既需要艰难的权衡,更需要建设好当下的宝贵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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