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战中选将，娃哈哈女承父业：同城不同路不同命。
采写／万天南
仅有39岁的蒋凡，进入了阿里的权力核心。
2025 年6 月26 日，阿里在其年报中披露，阿里巴巴合伙人委员会成员更迭，电商事业群CEO 蒋凡首次入列。
从马云到张勇，再到蔡吴搭档，以及冉冉升起的新星蒋凡，作为民企的阿里，在接班人的选择与交接上，充分开放，能者上位。
与阿里同处一城的娃哈哈，其路径却与阿里迥异——这家国资占据第一大股东的巨头，权力更迭在家族内部流动——从宗庆后到宗馥莉。
如何做好接班，是事关企业前途的关键命题，对于股权复杂的娃哈哈，尤为如此。
娃哈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资虽然身为第一大股东，但对于经营和接班，似乎并无足够的话语权。
如何在权力交接中，既能护航娃哈哈持续发展，同时做好国资增值保值，是必答题。
一、来时与归去：国企VS民企
虽然同处杭州，但某种程度上，阿里与娃哈哈不同源、不同路、不同命。
阿里是民企，由马云等人创立，通过风投机构获得发展资金，而后借势时代红利，跻身全球互联网巨头。
与阿里不同，虽然宗庆后是娃哈哈的精神图腾，但其实，娃哈哈并非原汁原味的民营企业。
从其改制历史来看，娃哈哈是从全民所有制，过渡改制到混合所有制。从经营体系来看，由于至今仍为第一大股东的国资充分放权，所以公司发展基本上由宗庆后家族主导。
关于娃哈哈的创业起步，目前存在两种流传较久的说法。
其中一个说法来自《新华每日电讯》，在其2024年的报道中，曾如此描述娃哈哈的创立：
1987年，已经42岁的宗庆后举债14万元，带领两名退休教师，承包了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即娃哈哈前身。靠代销汽水、冰棒、文具赚一分一厘起家，宗庆后正式走上创业之路。
历史色彩浓郁的“承包制”，意思是在承认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通过签订承包合同明确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经营管理制度。一来盘活了企业经营，二来保持所有制性质不变。
另一种说法来自《中国经营报》的报道：1987年7月8日，42岁的宗庆后申请登记了一家校办企业—杭州市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后变更为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企业总资产20万元，性质为国有企业。 娃哈哈创办之初，由上城区教育局校办企业办公室借贷10万元用作流动资金，并调拨了价值10万元的设备，划拨了一块场地，还配备了几名工人。
无论是上述哪种说法，从根源上来看，早期的娃哈哈，确实是国有制企业。
比起同时代的国企出身的企业家，宗庆后相当幸运。
在中国商业史上，有一大串国企操盘手们组成的“失意者名单”，比如褚时健、郑俊怀等。
他们作为时代的能人，一路披荆斩棘，将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带出困境，名扬全国。
但由于激励机制匮乏，这些国企操盘手们，对自身待遇心存不满，因操作方式或时机不当，最终戴上“分流国有资产”的帽子，沦为阶下之囚。
褚时健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要论贡献，褚时健不可谓不大。玉溪卷烟厂高额的利税贡献，甚至带动云南省财政排名进入全国前10；1994年，褚时健走到了人生巅峰，获评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
到最后锒铛入狱，褚时健其实所获的回报也相当有限，“我也辛苦了一辈子，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而在褚时健获刑次年，接替他的新总裁就拿到了百万年薪。
当时，很多人为褚时健打抱不平，认为他所贪污的金额，远远覆盖不了他的贡献，无期徒刑的判决也过重了。
彼一时此一时，褚时健当时确实负了法律，但从今天回望，其实是时代和制度，负了褚时健们。
相比褚时健，宗庆后要幸运许多。
在褚时健入狱之后，国企改制启动。据《经济参考报》报道，1999年，娃哈哈集团也启动改制，所有资产作为国有资产评估，剥离提留后的净资产为5.15亿元（股），其中占比51%的2.6亿元为国有股；剩下的49%2.5亿元（股），则由企业经营者和职工出资购买。
经过改制之后，娃哈哈集团才形成了如今的股权结构——国资第一、宗家次之、工会联合委员会第三。其中，代表国资的杭州市上城区文商旅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城文商旅），股权占比46%，是第一大股东。
而作为宗庆后的女儿和娃哈哈的接班人，宗馥莉如今在娃哈哈集团的股权占比为29.40%，为娃哈哈第二大股东。
另据世界品牌实验室的数据，2024 年娃哈哈的品牌价值为896.09 亿。宗馥莉持有的股权价值，应该也有百亿之巨。
论成就，宗庆后和褚时健的巅峰时刻持平，但论社会名誉和经济回报，宗庆后和其家族所获，是褚时健的百倍不止。
灵活走位的宗庆后，既承受了早期体制给予的恩泽和红利，又在后期幸运摆脱了体制的约束和局限。
二、企业发展VS国资增值VS家族利益：终归难全
斯人已去，事业长青。
如今的红塔集团由国资100%控股，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依然保持着遥遥领先的地位，国资增值与企业发展高度统一。
而股权结构复杂的娃哈哈集团，如何平衡国资利益与家族利益，如何护航企业发展与国资增值，考验着接班人宗馥莉——不应该二选一，而应该既要又要。
可以说，正是得益于长三角主管部门极致的开明与放权，才成就了如今的娃哈哈集团。
作为娃哈哈集团的第一大股东，上城文商旅相当开明，在发展过程中，既未急于索取资金回报，也未争夺企业控制权。
据公开报道显示，在当年企业改制过程中，娃哈哈集团的国有股权虽转让给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但国有股东并未直接收取转让款项，而是将资金留存在企业供其自主使用。
在利润分配方面，国有股东同样也很超然。《经济参考报》披露，1999年至2007年间，国有股分红资金借予娃哈哈集团使用，相关利息收益则奖励给经营团队和职工；2008年至2022年期间，管理层及职工持股方以"资金往来"形式获取分红，而国有股东则主动放弃分红权益。
这笔被放弃的分红绝非小数。据多位持股员工透露，改制后娃哈哈每年每股分红不低于0.8元。按此计算，持有2.42亿股的国有股东每年应得分红约2亿元，仅2008-2022年间累计应得分红就达数十亿元之巨。
按理说，如此难得的”无为而治”型股东理应备受尊崇。
但在多位娃哈哈老员工看来，娃哈哈集团的部分业务布局，试图“绕开国资”，导致“穷庙（国资）富和尚”，涉嫌“国有资产流失”。
从2000年开始，娃哈哈集团管理层就成立了多家与国资无关的投资平台公司。虽然其所投公司不少以“娃哈哈”为名义，且围绕娃哈哈产业链上下游。但工商登记显示，这些总计200多家的娃哈哈系公司，其中16家虽与娃哈哈集团有关，但后者处于非控股状态，而其余的100多家公司，与国资并无关联。
而据《经济参考报》测算，截至2022年底，境内“娃哈哈系”（包括体外公司）总资产为370.47亿元，2022年营业收入为512.02亿元，营业利润为61.48亿元，净利润为47.67亿元，未分配利润124.28亿元。
不止业务分流。
今年年初，娃哈哈集团持有的“娃哈哈”系列商标共计387件，也差点被转移到宗馥莉控股的杭州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
据说，转让商标这件事儿，主使人压根未跟国资股东沟通。幸而被及时制止，这场商标“偷家”闹剧，才未能成行。
商标转让未成，但娃哈哈方面表态仍然强硬，“为此我司不排除在近期推出全新的自有品牌，并已为此次转型做好了相关的准备工作。”
从娃哈哈集团的发展壮大来看，当年的国企改制当然是十分成功的。
但时至今日，娃哈哈集团的各种利益关系却并未理顺，如何并举企业发展与国资增值、如何平衡家族利益与国资利益，目前来看，宗馥莉还没远远没有过关。
三、接班人交接：二代VS能人
在接班人选择上，国企与民企的做法，也迥然不同。
国企自不用说，从来没有所谓二代接班的先例，都是层层遴选、严格考核、能者上位。
民企分为两种，一种是公众性企业，股权相对分散，不少是上市公司，通常也是充分开放、战中选将、谁行谁上。
另一种则是家族型企业，其股权结构相对单一，创始人家族的股份占比较高，所以二代接班的现象比较普遍。
比如，据媒体报道，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宁波，第一代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平均年龄已达63.5岁；未来5年，将有80％的企业进入交接班阶段，其中95％将选择代际传承。
不过，据咨询机构罗盛咨询曾对众多欧洲长青家族企业调研，十家家族企业中，在其第三代接班人中，有八家任命了非家族成员来担任首席执行官。
而接班在娃哈哈集团更是个敏感话题。按说，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国资，对于娃哈哈集团的接班人遴选，应该有较大的话语权。
不过，如果要充分保障宗氏的家族利益，显然从家族内部选择候选人，才是上策。
这种原本潜在的冲突，最终并未陷入僵局，原因还是在于，娃哈哈的国资股东非常开明。无论是日常经营，还是在接班问题上，都充分放权，不予干涉——从宗庆后到宗馥莉，集团核心管理权始终在创始人家族内部传承。
不过，宗馥莉的接班也并非一帆风顺，这说明，其他股东（大概率是代表职工利益的工会联合委员会）并不认可宗馥莉接班。
去年7月，网络上流传一张娃哈哈集团副董事长宗馥莉的辞职信截图刷屏。
截图显示，该函署名为宗馥莉，函上提到由于娃哈哈集团股东对管理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导致管理推进困难，宗馥莉决定辞去娃哈哈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职务，不再参与经营管理。
不过，在撂挑子五天之后，娃哈哈“宫斗戏”便迎来了反转。
7月22日晚间，娃哈哈集团发布声明称，为确保公司的平稳健康发展，经各股东友好协商，宗馥莉女士决定继续履行娃哈哈集团的相关管理职责。
为什么员工们不认可宗馥莉？
从《中国企业家》杂志等媒体的报道来看，双方的矛盾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宗馥莉启动了高管大换血，娃哈哈集团的管理层基本被替换成了宗馥莉执掌的宏胜饮料集团的高管。
二是老员工认为宗馥莉的改革会侵犯其利益。
2018年，娃哈哈集团职工持股会底价收购了员工手中的股份。到了去年，宗馥莉又要求娃哈哈集团销售、生产等核心部门员工的劳动合同改签至宏胜。如改签合同至宏胜，可能意味着没有干股分红了，而后者占据不少老员工的收入大头。
第三，娃哈哈系公司停工停产。
据《经济参考报》者初步统计，宗庆后去世后，“娃哈哈系”停工的企业超过15家，多家工厂停产引发员工不满。与此同时，宗馥莉执掌的宏胜饮料集团却在不断投资建厂。
一系列不满累积下来，今年6月18日，因劳动争议，娃哈哈集团在其总部杭州被告上了法庭。
在接班问题上，比起娃哈哈集团的风波不断，褚时健家族接班更加顺风顺水。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以74岁的高龄与妻子马静芬，开启二度创业，创办褚橙，甩掉中国烟草大王的旧帽子，又奇迹般地戴上了“中国橙王”的新桂冠。
褚橙与当年的红塔山集团完全不同，是地道的民有民营，归褚时健家族所有。因此，在褚时健2019年去世之后，毫无争议由其儿子接班继承。
恩格斯说过，“历史不会重复，但常常押韵”。
关于如何实现国资保值增值，如何避免国有资产流失，三十年前，褚时健既为之奋斗也因此摔跤。
三十年后，那顶“涉嫌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又被不满的娃哈哈前员工们，高悬在了宗馥莉的头顶。
泰和泰（南京）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盼甚至认为，如果真的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国资委完全可以通过要求召开股东会议，甚至发起诉讼等一系列方式进行阻止，“即便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受到侵害，也可以提起法律诉讼维护权利，更何况是占股46%的大股东。”
纷争未有定论，故事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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